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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回顾】谢觉哉甘做“焦官”
信息来源 :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08月14日 发布时间:2017-10-10 19-25-00
 王兵

  谢觉哉一生,不谋私利,廉洁奉公,艰苦朴素,甘做人民的公仆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、谢廉伯,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。1950年1月21日,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:“儿子要看父亲,父亲也想看看儿子,是人情之常。”但要等一等,因为这时候“你们很穷”,“筹路费不易”,来到北京,“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,也是件麻烦事”。待到秋收后,光景好一些,再来不迟。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:“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‘焦官’。是的,‘官’而不‘焦’,天下大乱,‘官’而‘焦’了,转乱为安。”他以诗言志:“你们说我做大官,我官好比周老官(奇才大老官)。起得早来眠得晚,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所谓“焦官”,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。而“周老官”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。不仅说自己是“焦官”,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,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。

  在给谢子谷、谢廉伯的信中,谢觉哉还提前打了“预防针”,对他们说:“听便车是没有的,因为任何人坐车,都要买票。”谢觉哉很注意这样的苗头,在多封家书中予以说明,防微杜渐。1952年3月28日,谢觉哉致信侄女婿吴岂凡,指出他的来信中“有些话是聪明的,有些则须考虑,如说来京学习机会等”。为什么呢?因为“学习是必要的,除日常学习外,还可以有离开工作短时间的学习”,但是“机会必然多,在省或县,而不在北京”。值得一提的是,谢觉哉可能是为了照顾亲戚的情绪,在信的末尾说:“要来北京玩玩,决定于你。我们无假期,任何时候都一样。”1960年3月29日,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,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,明确表示:“我不知道可不可调,如果可调,姜忠可以自己请求,如不可调,那旁人说也是空的。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,这是旧社会的习气,早已经不作兴了。”

 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,谢觉哉一贯坚决反对。1961年1月20日,他致信谢廉伯、谢子谷时,提及自己1960年1月回老家时受到特殊招待,仍然气愤地说:“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,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。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,这是为什么?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,不修(听见细屋嘴的桥也没有了),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———涨水就要被冲去。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,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。院子里人站得不少,但没有一个是左邻右舍的。”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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